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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美國政府出手拯救花旗，這并不是徹底的救贖?；ㄆ鞛l危，誰制造了這場危機？誰該為此負責？
2007年9月份，當華爾街面臨由于急劇增長的抵押貸款而導致的危機時，花旗銀行的主管們卻聚集在一間圖書室里評估自己的福利收入。
正是在那間圖書室里，花旗銀行當時的首席執行官查爾斯•普林斯( Charles O. Prince III)第一次得知花旗持有430億美元與抵押貸款相關聯的資產。他詢問托馬斯•G.馬哈拉斯（Thomas G. Maheras）是否一切情況順利，馬哈拉斯監管花旗的交易買賣。
據出席當天會議了解情況的匿名人士說，馬哈拉斯告訴他的上司，沒有跡象顯示花旗將遭受巨大損失。
幾個月的時間里，馬哈拉斯一再請花旗的相關人士放寬心，這多少緩解了花旗內部對于銀行面臨不安全因素的擔憂。然而正在這時，一個風險管理小組被派駐花旗，更加嚴格地審查花旗銀行與抵押貸款關聯的巨額資產。然而，他們開始得太晚，幾周后，花旗宣布已遭受幾十億美元的損失。
正常情況下，在一家大銀行中，單單一位高層管理人員的話語不可能具有如此大的分量。但是花旗銀行的內部人士說，花旗的風險管理員們從來沒有深入認真地審查過風險情況。知道內情的人士說，長期的紐帶關系影響了決策層的判斷力，正是監管銀行交易買賣的人士迫不及待地要增加短期收益，以保證管理層的紅利獎金，所以他們沒有采取任何監控措施。
花旗銀行曾一度是美國最大的、最有活力的金融機構，而現如今，卻遭受了滅頂之災，其損失已經超過了650億美元，其中包括問題資產以及將來可能遭遇的損失等在內的資產減值?；ㄆ煦y行的股價遭遇了十幾年來最大幅度的下挫，11月21日以每股3.77美元收盤。以這個股價計算，花旗的市值只有205億美元，而花旗兩年前的市值為2440億美元。伴隨著市值的大幅下滑，一批又一批的員工加入了失業大軍的隊伍，迄今為止，花旗已經減少了75，000個工作崗位。
承受著巨大的損失，同時也遭遇了信心危機，花旗前途未卜。紐約和華盛頓的有關部門召開了一系列緊急會議以商討幫助花旗走出困境的對策。
在整個銀行界，輕松獲利以及價格飆升的住房市場使得很多杰出的金融家們忽視了他們追求利潤所隱藏的風險。
批評家們說，花旗以及全民經濟所蒙受的巨大損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錯誤決策、高附加值的交易模式以及松懈的監管機制造成的，他們同樣質疑這些人士是如何爬到銀行高管的職位的。今年早些時候，在一份送交花旗集團的報告中，美聯儲申斥了銀行的失察及風險控制機制。
花旗現在所面臨的陷落是多年逐漸累積的結果，并且涉及到很多高級管理成員，尤其是花旗的前任首席執行官普林斯和羅伯特•魯賓(Robert E. Rubin)，魯賓是銀行的高級顧問，手握重權，極有影響力。
花旗集團的內部人士和分析家們認為，普林斯和魯賓是導致銀行目前危機的罪魁禍首，為了擴大規模獲取更多的利潤而甘冒更大的交易風險，正是他們謀劃了這樣的經營戰略。
魯賓曾經擔任克林頓內閣的財政部長，曾經幫助克林頓政府放松了經濟大蕭條時期的銀行業規則，允許各銀行在履行傳統的債權人的職責之外開展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以獲取利潤，這也使得花旗的擴張成為可能。在同一歷史時期，他也幫助解除了對新生金融產品的嚴格審查制度，他先前說過這種趨勢無法阻擋。
魯賓1999年加盟花旗，深得銀行高層的信任，他現在還是當選總統奧巴馬的經濟顧問，花旗遭受著由于決策失誤而帶來接踵而至的惡果，他卻攀上了銀行的高層職位。
花旗陷入與已破產倒閉的能源公司安然的經濟往來的泥潭，從而引起了聯邦調查部門的關注。執法人員批評花旗的一位資深研究分析家在幾年前的電信泡沫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此同時，花旗發現集團在英國和日本也面臨著違反管理的問題。
曾幾何時，花旗集團的大銀行模式為集團贏得了巨額收益，每個季度，從發行信用卡、抵押貸款、為公司兼并提供建議及交易中，花旗就能獲利幾十億美元。
但是，當花旗龐大的貿易機制開始進行與抵押貸款關聯的債券交易時，他們就引火上身了。隨著交易量的積累，花旗利用會計伎倆將幾十億美元的不良資產從其賬冊上消除，釋放資本從而使得銀行規模進一步擴大。
監管問題
盡管風險監管員享有的權利和拿到的薪水低于華爾街的股票交易員和銀行家，但是他們可以施加巨大的影響力。監管交易的底線，調查銀行的錢以何種渠道進行投資是他們的職責，因此，他們能夠在異常情況發生之前阻止潛在問題的出現。盡管風險管理員并不與交易員的職責相沖突，但是由于監管員可以阻止交易的發生，所以他們與交易員在一種不自然的狀態下共存。
這是兩者之間理論上的工作關系。但是據很多人士說，在花旗，情況并非如此。
戴維•布什內爾（David C. Bushnell）是花旗的首席風險官，在其手下的協助下，他們應該監管銀行的債券貿易交易以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按揭證券的證券組合投資行為。這些經濟行為是銀行所謂的固定收益交易的一部分，而這些正是馬哈拉斯的管理范疇。
倫道夫•貝克(Randolph H. Barker)是深得馬哈拉斯信任的副手之一,也是花旗內部監管抵押債券交易的人員之一。但是布什內爾、馬哈拉斯和貝克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他們一起進入了花旗集團的管理層。
在銀行里，看見布什內爾耐心地等候在貝克先生的辦公室門外是很正常的事，有時等候的時間長達45分鐘，他們都居住在新澤西的Short Hills, 布什內爾剛好可以開車送貝克回家。他們兩人偶爾還出海釣魚，曾經有一次因為游船沒油而被困于湖面上。
由于布什內爾監管為貝克先生買賣債券的交易員，因此他們親密無間的關系引起了一些人士的反感，他們擔心這種關系將影響銀行的監管機制。
畢竟，商人的營生就是依賴于尋求新的生財之道，因此他們有時會采用一些可能不利于銀行長期利益的手段。據了解銀行內情的人士說，在銀行的固定收益部，由于權限設置不充分，涉及到布什內爾及貝克利益的一些潛在矛盾被限制，沒有激發。
事實上，一些花旗內部的人士說，如果交易員或銀行家想完成一項可能贏利的交易，他們有時不得不依靠貝克先生來說服布什內爾，某項交易值得冒險。
貝克的一名前部門成員說風險管理部門“必須獨立工作，但是在花旗，這一部門并不獨立自主，至少在固定收益部門不是如此。我們過去常說，如果想達成一項交易，我們必須首先說服蘭迪，因為他能夠讓事情順利進行下去。”
也有人說布什內爾與貝克的友誼可能導致了類似的盲點。
花旗銀行的一位前高管成員在提到布什內爾時說：“因為和這些家伙一起共事了多年，他對這些人極其信任，所以他提的問題都問不到點子上。”
冒險不顧風險
傳奇人物曾任花旗銀行CEO的桑迪•威爾(Sanford I. Weill)是花旗銀行規模擴大的構造師，他策劃了10年前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的合并。他掌控花旗集團后不久就縮減了花旗銀行的債券買賣行為。2002年晚些時候，作為威爾先生長期的法律顧問，普林斯開始主管花旗的投資銀行業務。
據花旗的一位前任管理層成員說，普林斯開始向馬哈拉斯及其他人施加壓力，要求增加銀行交易行為的收益，尤其是通過向投資者發行債務抵押債券，或者擔保債券憑證以及其他形式的捆綁債券來提高收入。
由于債務抵押債券囊括了太多形式的綁定債務，因此評估這些債券風險的標準特別復雜。某些綁定債務還比較合理，而另外一些則很容易被拖欠，無法履行。
說起花旗在債務抵押債券業務方面的大幅擴張時，一位花旗的前任管理人員說：“2002年下半年，普林斯開始執掌公司投資銀行就意味著這種業務開始擴大。普林斯對這項業務很生疏，他分不清楚債務抵押債券和購物清單的區別，因此他只好求助于別人的意見和建議。那個人就是魯賓。而魯賓一直都鼓吹在資本市場領域應該更加有所作為，他總是說，‘如果想要賺更多的錢，你就要承擔更大的風險。’”
那時似乎是擴大花旗CDO 業務的大好時機。美國國內的住房市場價格蒸蒸日上，由于越來越多的抵押貸款被捆綁在一起成為新興的債券，因此美國國內的CDO市場也得到迅速發展。
自2003年至2005年，花旗銀行發行的CDO 增加了3倍，由最初的62.8億美元激增到200億美元。馬哈拉斯、貝克以及CDO 部門的其他人員一起推波助瀾，將花旗轉變成了債務抵押債券領域最大的玩家。發行CDO 的公司抽取發行總量0.4% 到2.5%的傭金，這就意味著僅2005年一年，花旗銀行就從這項買賣中獲取了5億美元的利潤。
即使通過發行CDO ，花旗的收益急劇膨脹，其高層管理人員依然想從這項業務中獲取更高的收益。然而，他們掌控中的銀行并不足以面對所有的挑戰，包括正確地監管價值上百億美元的外來金融產品。花旗內部人士及政府官員后來在批評花旗的某些經營行為時如是說。
從普林斯2003年掌權伊始，他就無可奈何地面臨著大量引起爭議的經營單元以及經營漏洞，尤其是在一些舉足輕重的領域，如風險管理與控制領域。
花旗對交易及銀行業務的失察所造成的問題積重難返，以至于美聯儲一反常態地警告花旗銀行，在一切業務得到有效整飭之前，不能再發行更多的債務抵押債券。
魯賓就是將花旗引上這條不歸路的人士之一。
揠苗助長
魯賓在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暢行無阻，如魚得水。他擔任高盛的高層管理，收入豐厚，然后又躋身于克林頓內閣。
身為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魯賓是銀行的智囊，他為高管們出謀劃策，是董事會成員，然而他一再堅持親力親為地處理日常管理事務。
他說：“當我從財政部卸任時，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去承擔什么責任了。我考慮過很多，我確實不了解銀行業務知識。事后才認識到，有很多事情我們應該采取不同的措施。在當時的事實背景下，我了解那些情況也了解自己的角色，但我卻認為結果可能不是這樣。”
此外，他說，除非每天都經手處理那些交易買賣，否則不可能全面解決花旗面臨的難題。
盡管魯賓本人并沒有直接負責花旗某個部門的工作，但是他卻是銀行戰略的規劃師。
魯賓以前的同仁說魯賓曾鼓動普林斯要更勇于承擔風險，可能這也增加了銀行的疏漏之處。美聯儲后來說銀行的疏漏并沒有及時得到糾正。
一旦勾勒出銀行的戰略發展輪廓，魯賓就幫助普林斯獲取了董事會的信任，使董事會成員相信一切都將一帆風順。
自此之后，花旗在發行CDO的道路上越滑越遠。他們增加了交易運作并且及時清除競爭對手的關鍵人物。CDO交易員的紅利收入增加了兩倍，又增加了3倍。貝克本人每年的收入達到了1500萬至2000萬美元，馬哈拉斯成了花旗銀行收入最高的雇員之一，他的最高收入曾達到3000萬美元。遠遠高于在風險管理部門任職的布什內爾等高層管理人員。
2005年12月，當花旗一頭扎進CDO交易時，普林斯向分析家們保證說，他的銀行一切都順風順水。
然而，當銀行的CDO發行機制提速時，它的風險控制機制卻被遠遠地拋在后面，而風險管理員卻不清楚具體的風險警報界限。
開始跳水
債務抵押債券業務異常復雜，即使是馬哈拉斯和貝克這樣經驗豐富的經理人也嚴重低估了他們面臨的風險。正因為如此，他們才盲目地相信那些頂級信用評級機構賦予那些債務債券的信用等級。
由于花旗銀行在CDO發行業務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他們發行的債券規模引起了一些人的擔憂，但大多數人都選擇將這種擔憂放在心里，不說出來。
更為糟糕的是，花旗的風險模式從來就沒有考慮過美國國內住房市場萎縮低迷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沒有考慮到千百萬購房人會拖欠貸款不還貸。當然，房市低迷確實發生了，并且給花旗銀行及其華爾街的競爭對手們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
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是一種固定收益證券，現金流量的可預測性較高，可以提供多元的投資管道，增加投資收益，強化金融機構之資金運用效率，轉移不確定風險。凡具有現金流量的資產，都可以作為證券化的標的。通常創始銀行將擁有現金流量的資產匯集群組，然后作資產包裝及分割，轉給特殊目的公司（SPV），以私募或公開發行方式賣出固定收益證券或收益憑證。
2007年6月，貝爾斯登遭受第一波次貸危機的影響，花旗的高層管理人士依然沒有對他們與抵押貸款關聯的債券表示出應有的關切和擔憂。
2007年夏末，當信貸市場開始緊縮，各種各樣的CDO的價值開始大幅跳水時，馬哈拉斯、貝克以及布什內爾出席了一個會議，評議花旗可能遭受的損失。
據出席會議的花旗內部人士透露，花旗銀行持有的債務抵押債券被“評級機構認為拖欠概率極低，可能性低于0.01%。”
據一位曾同馬哈拉斯交談的管理人員說，幾乎在此同時，馬哈拉斯繼續向其同僚保證花旗“不會損失一分錢。”
然而，隨著次貸市場的進一步跳水，花旗銀行的處境變得更加兇險，盡管如此，花旗的管理層依然堅信他們的CDO產品安然無恙。
10月1日，花旗提醒投資者他們將注銷價值13億美元的次貸抵押債券資產。然而，據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花旗賬冊上的CDO價值達430億美元，他們只注銷了其中的9500萬美元。
然而，轉眼之間，CDO的價格開始崩潰。評級機構下調了CDO的信用等級，花旗的CDO受到威脅。一周以后，美林集團積極地率先下調類似債券的價格，迫使其他的銀行開始面對嚴酷的現實。
11月初，花旗預計的資產減值激增到80億到110億美元間。貝克和馬哈拉斯丟了他們的飯碗，布什內爾緊隨他們之后離職。11月4日，普林斯知會董事會說他將辭職。
盡管普林斯沒有拿到一分一毫的離職金，但是他帶走了價值6800萬美元的花旗集團的股票，以及2007年以現金支付的高達1250萬美元的紅利獎金。
解救危難
去年12月份，維克曼•潘迪特(Vikram S.Pandit)接替普林斯出任花旗的首席執行官。他是一位短期資本經營家，也是一位投資銀行家，曾被魯賓早期招募擔任重要職務。自從走馬上任以來，潘迪特一直忙于四處滅火及重建花旗乏善可陳的風險管理機制。
2008年早些時候，據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美聯儲的審查官員不事張揚地出現在花旗總部，嚴格審查他們的風險管理系統。
花旗的主管們回復了一份長達25頁的密密麻麻的備忘錄，羅列了花旗銀行對風險管理制度進行的地毯式全面徹查。
5月份，布萊恩•里奇（Brian Leach）接任花旗的首席風險官，他告訴分析家們說花旗已經大大加強了監督機制，并且增加了幾名新的風險管理員。他說想要保證“花旗能夠從最近的事件中吸取教訓，能夠使其風險管理框架得到極大的完善?；ㄆ斓钠髽I文化需要做出改變。”
與此同時，政府官員們批評整個銀行業過于依賴外界，尤其是評級機構，協助他們評估投資行為的風險程度。
在今年早期的一次講話中，美國財政部金融局局長約翰•杜根（John C. Dugan）說：“那些專門從事信貸風險評估的機構，如大型商業銀行，依賴評級機構評估信貸風險，他們實在是難辭其咎。”杜根還是美國聯邦銀行的首席監管。
但是他同時還說，某些債券業務領域占據了過于重要的地位，例如CDO業務，這就是造成一些銀行面臨的巨大難題的原因，他們持有這些債券而不是將其出售給其他的投資者，這就異常危險。
他說：“那些損失最大的公司與其他企業不同的是，他們想在自己的資產決算表上占據特別大的份額，而正因如此，他們遭受了格外大的損失。”
杜根并沒有點明批評哪家銀行，但花旗是他監管下的銀行中CDO業務領域最大的玩家。
巨大挑戰
就潘迪特本人來說，重建投資者信心的同時努力地解決花旗深陷的海量難題是他面臨的巨大挑戰。
由于賬面資產減值已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花旗集團連續四個季度遭受了數十億美元的虧損。
但是投資者們擔心還將會有更糟糕的情況發生，據了解花旗內情的人士透露，一些董事會成員已經開始質疑潘迪特的領導決策能力。
花旗的賬面上還持有價值200億美元的債務相關債券，其中大部分的債券價值已經縮水至原價值的21%到41%。除此之外，花旗還持有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并購投資款和公司借款。隨著全球經濟出現衰退，花旗在汽車、抵押貸款以及信用卡借貸方面可能還將遭受巨大損失。
此外，花旗沒有公開記在賬面上的成百上千億的可疑資產現在也開始被挪到賬面上，引發了另一波潛在的風險。
花旗銀行的賬面上已經多出了價值550億美元的回收資產，銀行方面說另外還有1220億美元與信用卡相關的資產已經回籠，此外還有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其他資產。
盡管花旗的管理層堅持聲稱他們能夠經受起打擊，將安然渡過危難，那些回收的資產也不會帶來任何麻煩，但投資者們依然心存疑慮。
實際上，一些分析家們說，他們認為聯邦政府今年秋季為花旗注入的250億美元的資金將不足以使花旗巋然不動。
還有一些人說，這么一大筆巨資投入如果仍不足以保持花旗的穩定局面，那就只能反映花旗出于貪婪所造成的嚴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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