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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外匯占款從去年四季度開始出現連續三月的負增長，今年4月、7月再度出現負增長。未來外匯占款會呈現怎樣的變化趨勢？
王國剛：隨著中國企業和資本走出去，外匯占款減少將成為趨勢，這是正常現象，不應引起過分擔憂。但這一過程可能時快時慢，在某些時點上還會出現外匯占款增加的情況，市場對此應有認識和準備。還需強調的是，當前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不合理，外匯占據了央行80%的資產，導致央行實際可運用的資產極其有限，嚴重影響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要改變這一情況，減少外匯占款是必然的。
劉煜輝（微博）：這是自1998年以來從未遇到的情況。去年連續三個月負增長，今年1-7月外匯占款僅增加3000億元，而過去5年中平均年度新增是3.1萬億元的天量。外匯占款減少的直接原因是跨境資本流出。二季度貿易順差687億美元，還有近3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但我國外匯儲備在二季度卻減少了650億美元，這意味著存在大規模的跨境資本流出。
未來五至十年，我國將面臨人口紅利和制度紅利衰竭、經濟增長潛在中樞下移等局面。同時，美國“服務業可貿易水平”的經濟再平衡戰略深化，將導致其長期回報率回升。全球兩個最重要經濟體長期資本回報率及其預期的變化所引致的跨境資本流向的變化，已經深刻改變了過去十年我國外匯占款的狀態，不排除明后年出現年度負增長的可能。
隨著未來外匯占款大幅流入的終結，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和方式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對流動性又會造成什么影響？
王國剛：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方式是隨著經濟形勢的不同而變化的。1995年之前，央行靠再貸款發放基礎貨幣；1995年至2002年，央行主要使用再貸款和購買金融產品兩種手段；2002年之后，主要是對沖外匯占款。
未來外匯占款的大趨勢是逐步降低的，因此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方式肯定要發生變化，可能的選擇有三種：一是靠貨幣發行（M0），像美聯儲貨幣發行占整個基礎貨幣投放的80%；二是再貸款和再貼現；三是購買金融產品。當然，多種方式并用可能是央行最現實的選擇。
劉煜輝：從2002年起，外匯持續流入導致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和貨幣增長模式發生了根本轉變，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的主要供給來源。特別是隨著匯改的推行，外匯流入帶來的基礎貨幣供給遠遠超過了正常貨幣供應量增長下的基礎貨幣需求，2004年到2008年間，由外匯流入帶來的人民幣投放占M2增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因此過去十年，央行一直扮演著“清道夫”的苦差，面對洶涌而來的外匯占款，不得不發放巨量央票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予以對沖。但目前我國貨幣環境正面臨拐點。隨著新增外匯占款的減少，未來三年市場流動性將面臨困境，貨幣增速有可能顯著下降至個位數，進而可能導致人民幣大類資產繁榮期拐點的到來，經濟會內生嚴謹的貨幣環境，甚至出現通縮的效應。因此，央行將不得不主動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以維持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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