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與救助機制
目前,歐債危機的發展已逼近現有救助極限。如果再次擴大救助機制中最大出資國——德、法的救助成本,將有可能將德法拖入債務危局。而歐央行和IMF的風險敞口已較大,如果希臘等歐洲外圍國家出現債務重組,其救助能力和意愿將受到極大制約。
而歐洲穩定機制(EFSF)只是為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外圍國家設計的緊急金融援助機制。一方面面臨金融困境并尋求EFSF救助的國家可以退出,另一方面借貸成本很高的國家可以不充當擔保人。因此,其本質是以德法為首的核心國家,向外圍國家財政轉移支付。類似的救助機制越多,德法兩國的政治阻力就越大,歐元的前景就越危險。
近期,索羅斯等提出發行歐洲共同債券的主張,但遭到德、法兩國的強烈反對,認為這損害并透支德法信用。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則提出了兩個新的方案:一是將EFSF轉為歐洲貨幣基金(EMF),即將其注冊為一個特殊的信用機構,在緊急情況下可從歐央行籌集資金。二是建議歐央行采取量化寬松政策。對于能從中獲益的國家,需經歐洲委員會和歐央行的批準才能發債。其本質,都是歐洲債務的貨幣化。
深刻認識歐債危機根源
歐債危機已不是簡單的流動性問題,而是中短期因素相互交織的償債能力問題。歐債危機既有人口老齡化、世界發達經濟缺乏內在經濟增長動力等客觀因素,也有高福利、歐元區貨幣和財政制度不協調等體制機制因素,還有為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將私人債務轉為主權債務,過度利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歐元區部分經濟體過度升值等短期政策因素。
當前的應對也加劇了歐洲短期波動。其中,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已陷入經濟負增長、高失業率、經常賬戶入不敷出,民眾抗議和政治沖突,特別是希臘已事實上違約,這些外圍國家最終走向債務重組的可能性較大。
能否走出歐債危機,在于能否走出一條不依賴財政和貨幣等需求刺激,借助制度變革和生產率提高的、“類德國模式”的增長之路。在全球經濟缺乏明確的經濟增長點和強勁需求的環境中,這條痛苦的增長道路能否堅持并取得成效,仍有待實踐考驗。
歐洲需要借助金融市場的壓力,推動歐洲政治和財政的統一進程,推動歐洲必要的財政整頓、制度變革和經濟結構調整,同時也為部分國家未來必要的債務重組,提供市場條件。
但這又會進一步惡化歐洲國家的外部融資條件,帶來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壓力,面臨新經濟增長模式風險等問題。因此短期內,歐洲又需要借助必要的金融和社會政策,安撫缺乏耐性的金融市場和易受傷害的民眾。歐洲當前的各類救助計劃,本質上都是“國家間轉移支付”和“赤字貨幣化”,都是權宜之計,但又是必需的。
全球主權債務危機才剛剛開始。未來1-2年內,在局面穩定下來之前,歐洲的經濟、金融甚至社會狀況可能會越來越糟糕。歐洲邊緣國家的債務重組、核心國家的流動性救助,廣泛的財政整頓、建立歐元區必要的金融穩定和財政轉移機制、更加有效的社會管理等,可能都是必要的。歐債危機的傳導,有可能進一步引發全球主權債務危機,是全球金融和經濟體系近期所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
采取審慎的應對策略
我國的資金和市場,是歐洲避免惡性循環的外部最有力的希望。但如果直接救助,有可能面臨歐洲外圍國家債務重組帶來的損失。大規模救助,還將不得不面對外匯儲備調整引起的世界金融市場動蕩。是否救助,已不是簡單的流動性支持,還將涉及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調整和外交等判斷。
僅從救助本身考慮,一是一旦決定救助,就需要足夠的救助資金持續救助,否則容易前功盡棄。為此,應充分估量可能的資金規模,聯合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國家,形成一定的機制,共同救助。
二是需要設計必要的保護機制,區別對待。對于歐洲核心國家,如意大利等,可考慮直接救助。可考慮通過支持法國、德國債券市場,間接支持歐洲對外圍國家的救助。在提供直接、額外貸款抵押的情況下,可考慮直接救助歐洲外圍國家。
三是救助過程中,應尋求我國戰略利益的最大化。如準確判斷、等待債務風險徹底暴露的關鍵時期,進行斡旋,獲取所需的技術和資源等。又如可推動IMF 增資擴股,一方面通過IMF間接救助,另一方面增加我國在IMF中的影響力。也可考慮借助歐洲穩定機制進行救助,并尋求可能的利益。
四是歐洲的救助,需要綜合考慮美國、日本、英國等主要國家主權債務可能的波動因素。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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