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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我國鋼鐵企業兼并重組事件逐步增多。但不少企業的重組多年來并未有實質性進展，處于膠著狀態。重組過程中，以及重組后資源、人員的有效整合很多時候并不完善，跨地區、跨層級的重組更是困難重重。

　　如何層剖縷析重組中的現狀與問題，給出好的政策建議，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研究鋼鐵行業重組的有關專家。

　　中央和地方重組目標存在偏差

　　上海證券報：鋼企重組在世界范圍內常有發生。與國外鋼企的重組相比，中國鋼企重組有什么樣的特點？這些特點對重組的實施又有怎樣的影響？

　　中鋼協專家：從國外同類型重組時間看，其重組的目的及效果更多的是實現規模效益和提高在目標市場的占有率。大型鋼鐵企業的兼并重組本身的意義就是提高市場競爭力，獲得較為理想的市場競爭地位，進而擴大市場份額，提高企業贏利能力。

　　國外鋼鐵企業并購必然存在著股權的市場化交易。在股權調整完成后，新集團必然存在資源整合，建立一套較完整的集團管控體系，以保證新集團作為一個統一整體運行。

　　與國外企業相比，我國鋼鐵企業在重組的市場化差別、政府在企業并購重組中的角色、所處市場環境均存在不小的差異。

　　我國鋼鐵企業多為國有控股企業，企業重組的產權調整基本上是中央部委和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資產劃撥，很少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產權的交易。同時，我國多數企業重組后，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集團管控體系，也沒有發揮出重組后資源的協調與互補作用。

　　在歐美國家中，并購的主體是企業，政府在并購中的作用更多以監督為主；我國參與重組的大多數鋼鐵企業屬于國有控股或國有獨資企業，各級國資委通常是各大鋼鐵企業的最大股東，因此，政府以股東身份參與企業重組活動也是順理成章的。

　　此外，雖然各級政府都在積極推動鋼鐵企業重組，但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重組目標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中央政府積極推動鋼企重組，更多地著眼于全國范圍內鋼鐵產能的優化布局，著眼全球領軍型鋼企的培育和鋼鐵產業競爭力的提高。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并不支持每一個地方都把鋼鐵產業做大做強，對地方是有保有壓的。但地方政府推進鋼企重組，根本性目的是實現地區鋼鐵產業效益最大化。

　　中央政府對于產業產能結構性過剩的判斷更傾向于通過企業重組進行存量調整；各級地方政府則更熱衷于通過重組進行增量調整，即壯大本地區鋼鐵工業的規模與實力，這種目標的不一致很多時候導致重組的推進并不順利。

　　重組被賦予了太多社會性期望

　　上海證券報：鋼企的重組一直以來被賦予很大的期望，您認為重組是否能解決提高產業集中度，避免無序競爭等問題？

　　中鋼協專家：國內學術界、鋼鐵業界對鋼鐵企業兼并重組的正面效應給予充分的肯定，普遍認為鋼鐵企業橫向重組能夠實現規模經濟效益，如通過規模采購可以大幅度降低原材料采購成本，能夠提高在國際上下游市場的談判地位，能夠提高產業集中度，避免無序競爭。

　　各級地方政府從本地區的發展角度通常提倡將鋼鐵企業重組與淘汰落后產能相結合，將企業重組與優化產業空間布局相結合，其目的是壯大本地區鋼鐵工業的規模，提高本地鋼鐵工業發展水平，優化產業結構，壯大當地經濟實力。因此，中國鋼鐵企業重組被賦予了太多的社會性期望。

　　這些期望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事實上，如果淘汰落后產能、解決無序競爭等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法制環境、市場體制建設、進出口體制等諸多因素相關聯的行業發展問題與企業重組直接掛鉤，甚至將推進企業重組作為解決諸多問題的條件則未免有些牽強，也容易造成部分地區為了重組而重組。

　　同時，將許多產業發展問題歸咎于集中度問題，進而為了提高集中度而推進企業重組，這本身并無助于產業發展問題的解決。

　　避免用行政命令干涉重組

　　上海證券報：從影響企業重組的宏觀環境看，政府和市場雙重因素的作用交織，決定了國內鋼企并購重組擺脫不了財政體制、企業級別、所有權歸屬及所有制形式等不同因素的影響，您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該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中鋼協專家：雖然企業重組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為實現發展戰略、獲取高額利潤或其他目標而進行的擴張行為，應當是有企業作為主體的一種經濟活動。但是，各級政府既是經濟活動的協調者和監督者，同時也是國有企業的出資者，參與企業重組是其職責與義務所在。

　　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協調者和監督者，首先要為企業重組活動提供一個良好的法律法規和有效監管的外部環境；其次要在政策上為企業兼并重組提供積極引導和鼓勵。政府有權終止不符合規則的重組活動，但卻無權介入符合規則的重組活動，更無權強令非國有企業加入重組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鋼企重組事件中，通常本省內省管企業、市管企業間的重組一般較為順利，跨省重組卻往往阻力重重。這是因為我國現行中央和省級地方兩級稅制雖充分調動了省級政府大力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但卻造成了各地政府的本位主義。在跨層級、跨地區的兼并重組中，地方政府面臨稅收減少的可能性，雖然有轉移支付的補償，但補償多少又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讓企業重組演變為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因此各級政府要避免用行政命令干涉企業的重組活動。各級政府作為國有鋼企股東參與到企業重組活動，其基本職責應定位于更有效的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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