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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全景式的設計。對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財稅體制改革，全會對財稅體制改革作了多方位的部署，指明了財稅改革的大方向。其中，深化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穩定稅負，完善稅收制度，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穩定稅負”是深化稅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穩定稅負”，這是對結構性減稅理念的深化，在內涵上也有進一步的拓展。
自1994年實施以提高“兩個比重”為目標的財稅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逐年提高，2012年全口徑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32%左右。這一比重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在全世界中等收入國家中大致處于中位。可以說，現行廣義宏觀稅負處于較為合適的水平，不宜再繼續提高，應保持穩定。在穩定廣義宏觀稅負的前提下，未來稅制改革的著力點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優化政府收入結構。當前我國政府收入中除了稅收外，還存在大量的政府性基金、收費等非稅收入，且這些非稅收入占比頗高，極大地影響了財政收入的規范性。2012年稅收占GDP的比重僅為19.4%，與32%的全口徑財政收入占比相比，可以發現，政府收入中只有60%左右來自規范的稅收。非稅收入占比過高，加重了企業和居民的稅費負擔，擠壓了稅制改革的空間。因此，未來稅制改革中，需要進一步統籌稅收和非稅收入的關系，規范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式，對各類非稅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以清理、規范，把符合稅收性質的各種基金、收費項目改為稅收，取消違規設立的、不合理的基金收費項目，為稅制改革提供更大空間。
第二，優化稅制結構。長久以來，我國一直實行的是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收制度。直接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過低，相關稅種設置不合理，缺乏對個人收入、財富進行全方位調節的重要稅種，削弱了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間接稅占比過高，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由于間接稅與商品價格高度相關，且具有累退性，間接稅比重偏高易推高物價、抑制消費需求和增加低收入者稅負痛苦，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轉型。從改革方向來看，我國稅制結構需要逐步實現從間接稅向直接稅的轉變。在改革過程中，需要以穩定稅負為前提，提高直接稅比重與降低間接稅比重協調并進，最大限度地消除改革阻力。
“完善稅收制度”是深化稅制改革的關鍵環節
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稅收制度，對增值稅、消費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等稅種改革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見。
“推進增值稅改革，適當簡化稅率”。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是當前稅制改革的重頭戲。在“營改增”試點全國推開后，應進一步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將鐵路運輸、郵電通信業以及目前與試點行業關聯度較高的生產性服務業納入，在全國全面推進“營改增”，力爭在“十二五”末實現行業全覆蓋。隨著“營改增”改革的基本到位，應盡快、適當地清理、簡并現行較為繁瑣的稅率檔次，增強增值稅的“中性”特點，規范征管。更進一步地，未來還需要適度降低增值稅標準稅率水平，以降低增值稅和間接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為其他稅種的改革騰出適當空間。
“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這是此次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的消費稅改革方向。征收消費稅對環境資源、收入分配等具有特殊的調節作用。近年來，一直在對消費稅進行動態調整。應進一步擴大征收范圍，將部分嚴重污染環境、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的產品及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調整稅率，應根據應稅產品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及對資源能源的消耗量，采取差別稅率。調整征稅環節，應將部分品目的征稅環節由生產環節后移到批發或零售環節，并可考慮將這部分收入劃歸地方政府，以體現消費稅的消費地納稅原則，充實地方稅收入。
“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近年來，對個人所得稅的調整多圍繞扣除額，收效甚微。從科學、公平的稅制設計角度來看，征收個人所得稅的目標應該是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建立差別化的費用扣除制度。可考慮對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等個人經常性收入實行綜合征收，對資本利得以及臨時性、偶然性收入實行分類征收。實行差別化費用扣除制度，將個人基本生活、教育、醫療和住房方面的支出作為確定扣除標準的依據，同時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掛鉤，作定期調整。
“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房地產稅與百姓財產直接相關，此次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房地產稅立法的問題，與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相呼應，也更有利于體現房地產稅的公平性，凝聚共識，減少阻力。在房地產稅的改革上，需要統籌房地產稅費制度，逐步整合目前房地產開發、流轉和保有環節涉及的諸多收費和稅收，改變目前重流轉環節稅收、輕保有環節稅收的做法，將住房開發流轉環節的稅負轉移到保有環節，推進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
“加快資源稅改革”。應盡快將煤炭和其他具備條件的資源性產品的征收方式由從量征收改為從價征收，適當提高稅率水平。在資源稅改革過程中尤其要注意堅持清費立稅的原則，在改革計征方式、提高稅負的同時，清理各類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減輕企業的繳費負擔。對合理的基金收費項目，測算其收費規模，按比例折算并入資源稅中；對違規設立的、不合理的基金收費項目，要堅決撤掉。
“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環境保護方面采取的措施比較零散和分散，突出表現在我國沒有開征獨立的環境保護稅，環境保護政策手段缺失。目前環境不斷惡化，應盡快研究開征環境保護稅。在改革初期，可考慮對現行征收的排污費實行“費改稅”。待時機成熟時，對全部排放物全面適用環境保護稅。環境保護稅的稅率設計可從低水平起步，隨環境治理成本而適時調整。
“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是深化稅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當前，我國稅收優惠政策管控不嚴、不合理使用的現象日益嚴重。優惠政策導向混亂，缺乏通盤考慮，沒有結合法制進程作整體設計。產業優惠政策不成體系，不同政策之間時有沖突。區域優惠政策清理不盡且日益增多，各地攀比之風盛行，不利于稅收調節作用的發揮。更嚴重的是，地方為招商引資、搶項目、搶人才和搶稅源，紛紛采用先征后返、政府獎勵和財政補貼等手段變相減免稅，不僅破壞稅制的規范性，扭曲資源的正常配置，造成企業的不公平競爭，而且加劇了地方政府的收支矛盾。此次三中全會特別提出，“按照統一稅制、公平稅負、促進公平競爭的原則，加強對稅收優惠特別是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的規范管理。稅收優惠政策統一由專門稅收法律法規規定，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這將有助于減少稅收優惠政策的濫用，維護稅制的統一、規范。就當前而言，應研究、整合各類產業稅收優惠政策，更好地發揮優惠政策效果，重新審視現有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明確優惠政策到期時間，避免再出臺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由國務院出面，加大對地方違規出臺的各類優惠政策的查處，清理和制止各類財政返還、越權減免稅政策。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深化稅制改革的制度保障
此次三中全會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稅收法定原則是指稅法主體的權利義務必須由法律加以規定，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皆必須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征納主體的權利義務只以法律規定為依據，沒有法律依據，任何主體不得征稅或減免稅收。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最為重要的基本原則，是民主原則和法治原則在稅法上的體現，也是世界各國在制定稅法時普遍遵循的重要原則。我國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雖然已經初步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稅收體系框架，但在稅收法定原則方面一直沒有很好地貫徹落實。目前我國稅收體系中，僅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三個稅種是由人大立法通過的，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等主要稅種在內的大部分稅種都是以“暫行條例”的行政法規形式運行的，立法級次低，與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體制極不相稱。從操作層面來看，在各稅種暫行條例之外，多年來出臺了大量的法規、部門規章等，形成了一個繁雜的制度體系，經過長期運行已經積累了大量問題，亟待通過立法予以梳理、規范。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要求今后在深化稅制改革中，堅持稅制改革與稅收立法同步，通過改革推動立法，依靠立法深化改革，不斷提高各實體稅種的立法級次，維護稅收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建議在“營改增”基本完成后即刻啟動增值稅立法工作，同時盡快將現行大多數稅收行政法規上升為法律，研究制定房地產稅法、環境保護稅法和社會保障稅法等實體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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