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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合金網訊：產能過剩的范圍已從過去常說的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造船等行業擴展到許多所謂的新興產業了，目前幾乎找不到幾個不過剩的行業了。另，我國經濟增長對銀行貸款是過度依賴的，企業從銀行的融資是過度的。

　　自從決策層提出我國的經濟運行將呈現一個新常態的判斷以來，無論是從事經濟實務工作的還是搞理論研究的，人們普遍都接受這個判斷，都認為我國近3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態勢將發生重要的變化�，F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究竟應該是個什么狀態，為了平穩地進入這個狀態，我們需要抓緊做一些什么。

　　不少人在談到新常態時，往往都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從過去30年平均增長10%左右降下來。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也只是人們對中國未來一個時期經濟增長的潛力區間究竟會落在哪里的看法不盡一致。有的說仍可保持8%以上，有的說大體在7-7.5%，還有的說在6-7%，甚至也有人認為會掉在6%以下。

　　我的看法是所謂的新常態，首先意味著與原來的狀態有所不同，這其中肯定包括了增長速度的變化，甚至也可以認為，新常態的提法本身就包含著希望大家對GDP增長速度可能下滑的情況要保持一個平穩接受的心態的含義。但新常態也絕對不僅僅是說經濟增長速度將要下落或者是下落到多少。

　　我認為所謂的新常態，一是“新”，就是說與原來的發展模式相比，要更突出強調遵循經濟規律，遵循自然規律和遵循社會規律；二是“常”，就是說與前些年的狀況相比，更要注重解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使經濟發展的態勢更正常，進而使健康較快發展的趨勢可以延續更長的時間。因此所謂的“新常態”應該是包含很多內容、具有深刻含義的一個重要表述。“新常態”既是對一種經濟發展狀況的概括性描述，也是對面臨的下一步發展階段的一種宏觀要求和期待。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去解決那些仍然存在的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即不利于順利進入新常態的障礙和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從16個方面列出了60項改革任務，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要解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呈現一種新態勢后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我這里只談兩個具體問題，一個是產能過剩問題，一個是信貸過度問題。我認為這“兩過”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新常態的基礎就不會牢靠，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就難以實現。

　　壓縮過剩產能的問題已經提出多年了，各地各部門在這方面確實也下了很大功夫，花了很大力氣。但近幾年來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越發嚴重了，產能過剩的范圍已從過去常說的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造船等行業擴展到許多所謂的新興產業了，目前幾乎找不到幾個不過剩的行業了。

　　2013年末，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我國工業企業產能綜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今年一季度進一步降為78.3%。有的行業甚至低于70%，這已經屬于絕對過剩了，也就是說這些行業如果不下決心淘汰一批產能，即使整個經濟周期進入上升階段，它們也很難有復蘇的機會。

　　現在的問題是一些過剩行業投資減少不明顯，生產仍在增加，例如今年雖然整體經濟呈現一定的下滑趨勢，但今年1-7月粗鋼產量同比增加2.67%，水泥產量同比增加3.69%，平板玻璃產量同比增加6.23%，電解鋁產量同比增加7.46%。這并不是這些行業的產能利用率有所提高，有關企業的經營環境有所好轉的反映，相反只是進一步加大了庫存壓力，直接影響了工業品的出廠價格，拖累了企業效益(6月份出廠價格同比下降1.1%，已連續28個月下降)。

　　鋼鐵行業虧損面在23%以上，玻璃行業虧損面超過25%，電解鋁行業約有80%的企業陷入虧損。因此可以明確的說，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仍然嚴重存在。這種情況之所以長期以來難以根本解決，恐怕不能簡單地將原因歸之為人們對壓縮過剩產能的認識不足，大家仍然在盲目地追求產值，追求GDP，等等。

　　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為了壓縮過剩產能，既要加大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責任，也要抓好頂層設計和頂層推動。例如除了需要從國家層面進一步抓緊健全完善有關環保、節能、技術標準、安全生產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并不斷增強其嚴肅性和權威性，以控制產能的擴張之外，考慮到治理過剩產能確實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有些事非上下聯動，不統籌協調是難以解決的。譬如一個省為了壓縮過剩產能，將減少多少財政收入，需不需增加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需要增加多少轉移支付；一個地區為了壓縮過剩產能，將有多少企業員工(包括上、下游受影響的企業)可能下崗失業，如何安頓這批人員，需要拿出多少錢來；一批企業關門停產，其資產如何處置，不少企業產權結構已經實現多元化，有的企業當時建設、投產也是經過了政府有關部門審核批準的，如市場不好，經營不善，其損失當然應由企業自己負責，但現在如果是政府因壓縮產能責令其關門歇業，其有關股東的損失如何“埋單”；在過剩產能的壓縮調整過程中，銀行的債權如何處置(90年代國企改革時，因為當時的銀行主要還是國有獨資的，因此對由于國企改革而形成的不良貸款通過政策性剝離和處置以卸下這些企業的歷史包袱是可行的，但如今一些主要銀行都已經股改上市變成了公眾公司，過剩產能相關企業的股權結構也早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的一些處置辦法已經難以繼續沿用)，等等。

　　總之，壓縮過剩產能不僅僅要求人們增強對GDP適當下行的心理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要算清每個行業，每個地區需要為此支付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因為從宏觀上來說，壓縮過剩產能既是一個減收的過程，也是一個增支的過程，這些成本(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無形的)究竟以什么方式來承擔，準備在多長時間內分攤等等，都是十分具體也十分棘手的難題。但如果這些賬不算清楚了，不搞明白了，就很難真正解決好過剩產能的問題，就很難說是真正步入了比較健康的新常態。GDP增速下滑的“學費”付出就很難收到應有的成果。

　　如果說對壓縮過剩產能，大家的看法還是比較一致，只是苦于困難較多，難以短時間見效的話，那么對“信貸過度”的問題，可能意見就不會那么相同了。但信貸過度確實是妨礙我國經濟發展確立新常態的另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到今年6月底我國的總債務與GDP之比已經達到251%，而在2008年這一數字只有147%，僅去年一年就上升了20個百分點。更重要的問題是，與世界上總債務水平也比較高的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相比，我國的總債務的結構不盡合理。在我國，盡管大家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十分擔心，但總的說來我國政府負債率并不算高，居民負債率更是很低，但企業負債率則非常高。我國企業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20%，而美國約為72%，日本約為99%，意大利約為82%，澳大利亞約為59%，加拿大約為53%，德國僅為49%左右。在西方發達經濟體中只有西班牙的企業負債率高于我國。

　　當然這里固然有我國資本市場尚不夠發達，間接融資占比必然偏高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認我國企業的生產經營，乃至GDP增長過度依賴銀行信貸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年7月份，曾有不少人認為銀行出現了“惜貸”現象，但實際上今年1-7月，我國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6.1331, 0.0036, 0.06%)貸款仍然達到6.13萬億元，遠高于2012年、2013年同期的5.4萬億和5.78萬億元。今年1-7月，全社會金融機構新增貸款與新增存款之比(貸存比)達到85%，工、農、中、建四大銀行今年以來的新增貸存比更是達到了146%。這顯然是太高了。

　　從歷史數據看，1990-1999年的十年間，我國一共新增貸款7.94萬億，年均新增為0.79萬億元；2000-2008年九年間，我國新增信貸22.76萬億元，年均新增貸款迅速上升到2.53萬億元；而2009-2013年的五年間，我國新增信貸為42.1萬億元，年均新增貸款更是猛增到8.42萬億，一些年份甚至達到了近10萬億元。

　　看到這些數據，我們固然可以說有國民經濟總量擴大的因素，也有所謂金融深化的原因，但必須承認從宏觀上看，我國的經濟增長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是過度的，我國的企業從銀行的融資是過度的。

　　我國應該下決心進行去杠桿，降低企業的資產負債比例�，F在經常聽到的說法是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我認為對這個問題需要深入剖析，全面看待。要正確看待銀行信貸的功能和作用，辦銀行有明確的資本充足率約束，辦企業也應該將本求利，不能總是希望通過做無本生意，完全靠借錢企業就能發展，就能獲利。

　　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抑或外資企業，如果其“老板”(股東、出資者)認為一個企業市場前景不錯，希望能夠經營下去并且進一步發展的話，那就應該以不同方式不斷地向其注入資本(增加所有者權益)，而不能僅僅寄希望靠銀行貸款就可以“做大做強”。如果股東對某個企業前景并不看好，或是雖想增加資本金但感到力不從心，那就應該設法退出市場，或者只是進行“簡單再生產”，不去追求“擴大再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應該一味地去要求銀行不斷對其壘加貸款。否則不僅無助于調整經濟結構，而且也會造成金融風險的不斷積聚，最終導致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麻煩�，F在有不少人對銀行應該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理解不夠全面，總以為這句話的含義就是銀行要進一步給企業發放更多的貸款。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總之“過剩產能”和“過度信貸”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兩個問題。我們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要求的，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妥善處理好為解決當前問題而采取的權宜之計，與為了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取向而必須確立的長遠之策的關系，既努力解決好當前經濟運行中面臨的一些具體難題，又切實避免為日后新常態的建立和可持續發展增加新的障礙。(來源：新浪財經，作者:楊凱生，本文作者介紹：工商銀行原行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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